W：除了老师，你肯定还会在欧洲的美术史当中找到心仪的画家，用来崇拜、欣赏甚至模仿？

　　L：我最喜欢的是达·芬奇，还有维米尔。在我心目当中最有力量的画家，就是达芬奇。就像音乐当中，我觉得最有力量的、最令我最尊敬的音乐家是巴赫一样，他有一种精神力量。我总觉得，咱们往大了说，在西方文化当中特别崇尚理性精神，它很神秘，有一种特别深刻的东西，我觉得在达芬奇的画里很有这种东西。你看他的每一张画，比如说《岩间圣母》，看似是生活当中可信的具体形象，但是她极其理想化。他表达的是一种女人或者说母性，通过女人和母性传达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庄重情感。无论是画面隐隐透出的神秘感也好，还是说人物造型的凝重，他都不轻描淡写。我去欧洲的时候，第一个去的是博物馆是“乌菲茨”，那里集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东西。在转完了意大利博物馆之后我再去卢浮宫，虽然觉得卢浮宫的东西更人性化了，但我并不喜欢。达·芬奇通过画面传达的精神状态，极端执着，我见了就服，他的画精神含量巨大。

　　W：这种感受影响到你的绘画了吗？举一些例子，你的画是怎样把这种东西吸收的？

　　L：当然那是我崇尚的一种精神，我是说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人们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太缺古代人的轴劲，缺近乎于僧侣做事的态度。至于我，尽量专注于某件事，用尽量完美的传统手段、以人文理性的态度寻找与当代生活和感情交流的可能。投入精神与感情是把事情做到家的必要条件。同样，维米尔的画面有一种凝重，这种凝重好象时间到那儿“咕咚”！不动了！而我们看看布歇，他的秋千都是晃动的。可你走到维米尔的画前，“咕咚”！感觉一切都凝在那儿了，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一种永恒感，我的内心很贴近这种感觉。